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一辈子勤劳肯干，日复一日地耕作着那片土地，生活简朴却充实。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慢慢成长，学会了如何在泥土中找寻希望。然而，心中却有一个不愿屈服的声音，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田间地头，我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1978年春天，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通常，我并不热衷于庆祝自己的生日，也从不去许什么愿望。往年我只是满足于和家人一起吃顿好饭，但今年，我心中有了新的目标。我的生日愿望很简单，那就是成为一名军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作为一名光荣的兵士，永远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荣耀。
同年冬天，我应征入伍，迎接了我人生中的一段新篇章。然而，部队生活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轻松。无数的训练任务，每天清晨都会早早集合，和新兵们一起坐上老式的解放牌卡车，奔赴一个又一个艰苦的训练场。日日如此，疲惫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展开剩余85%但是，我从未想过放弃。穿上那身军服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荣耀并存，体内涌动的不是疲惫，而是骄傲。五年转眼即逝，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的生活让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84年2月，我迎来了我的退伍日。此刻的我，心中五味杂陈。告别了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告别了那片陪伴了我无数日夜的训练场，舍不得的，不仅是那里的岁月，还有在这里挥洒的汗水。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告别，面对现实，我只能选择回归地方。
回到家乡的那段日子，几乎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那里的一草一木，熟悉又陌生，恍如两种世界的交织。而其中有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那是在我退伍后办理调资手续的时候，当时，我需要去卫生局处理一些必要的手续。走进局里，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按要求填写。没什么特别的，我照着要求填了上去，然而，当我看到工龄一栏时，我停顿了许久。
按照常理，我应从1978年12月10号那天起算工龄，因为那天我收到入伍通知，这点在我的档案上也有明确记录。可我所在的地方，1978年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在卫生局，负责事务的那位领导是个40多岁的男士，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严老师”，因为他曾是一名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他辞去了教职，转行做了公务员，生活过得颇为顺利。
他看到我办手续，瞄了下表格后，便提醒我说：“时间快到下班了，今天先办不完，明天再来吧。”面对领导的指示，我只能点头同意。反正时间不紧，等一等也是可以的。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赶到，严老师递给我一张已经填好的表格。可是，当我仔细看时，我发现工龄一栏的时间竟然被改成了1979年1月。我顿时疑惑，直接质问他：“怎么改成了79年？明明是78年12月。”他看了看表格，随口说道：“一个月而已，不会影响事儿，现在都这么写。”虽然他说得轻松，但我心里却感觉不对劲——这岂止是一个月的问题，年份都不对了！
我开始和他争论，然而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你这应征的兵属于第二年，按照规定，这样写才算规范。”我和他拉扯了好久，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我只能暂时放弃。
但我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件事。于是，我决定几天后再去找他，试图解决这件事。每一次去，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一直不愿更改。每次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都会把我赶出去，让我不再麻烦他。
我心里的怒火渐渐积压，终于有一天，当我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单位时，意外听到他在背后骂我。我回头一看，果然是他在说我坏话，气得我心里火冒三丈。所有的忍耐都被消耗殆尽，突然之间，我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我真想揍他！
我本来是一个讲理的人，可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无理和不负责任，我再也压抑不住愤怒。我直接掉头进入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一拳接一拳地打了过去。我没有直接打脸，而是选了不容易留下痕迹的部位，用力一击。几拳下去，他整个人踉跄了几步，似乎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终于，他喘息着求饶，说：“别打了，别打了，真的是我错了，我们可以好好商量。”我冷冷地看着他，心里满是愤慨。你早干嘛去了？为何非得逼到这一步才肯认错？
这时，有人敲门，我松开了他，把门打开。领导看见我们俩的样子，先是皱眉问：“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锁门？”我平静地回答：“没事，我只是来找他办事。”严老师连连点头，显然是觉得自己理亏，没面子。
之后，领导也没有再深究，毕竟严老师的名声一直不好。而我，虽然那天心里的火气终于得到了释放，但心中依然有些无奈——为什么非得闹到这个地步，事情才会被处理好呢？
不久后，我得知日期已经修改好了。此时我才明白，有时候，当面对不讲道理的人，你不得不采取一些不讲理的方式来让他们有所觉悟。几个月后，严老师因受贿被开除，曾有人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我只是笑笑，没有多说。生活中的每一个不公，都注定有它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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