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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都记得上世纪60年代那部经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史诗级的演出规模空前，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巧妙地将歌曲、舞蹈和诗歌融为一体。它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好评。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革命历程的生动教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鲜为人知的是，《东方红》这部作品倾注了周恩来总理的大量精力。参与创作和演出的工作人员常常提到：“周总理才是《东方红》的真正导演。”这句话道出了他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周总理没有正式担任导演职务，但他对这部史诗的指导和投入，让所有参与者都深深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可以说，《东方红》的成功，离不开周总理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奉献。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涌现出无数想法。他萌生了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建国15周年庆典上，推出一部集歌、舞、诗于一体的大型史诗作品。这部作品要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规模一定要足够宏大，最好能动员3000人参与演出。

周恩来一到北京，立即召集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的几位负责人开会，提出了他的新构想。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个点子挺有劲的，但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任务挺艰巨的。毕竟，要创作一部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的大作，可不是件小事，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得花不少时间排练。更棘手的是，距离国庆节只剩两个多月了，时间紧得很。

周恩来给大家打气说：“虽然时间有点赶，但，完全有可能搞出来。关键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拼劲儿了！”

经过一番努力，大伙儿的热情总算被点燃了。7月30号那天，周恩来又在西花厅把头头叫到一块儿开了个会。会上拍板决定，这个节目得赶紧搞起来，争取在国庆节那天正式亮相。

为了解决3000名演员的问题，周恩来最先想到了人民军队。他觉得军队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战斗力也超群，于是决定主要依靠军队文工团，同时动员全国文艺界的精英一起参与。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很多来自军队和地方的艺术工作者，比如沈亚威、郭兰英、邓玉华等，都纷纷加入了创作团队。

在讨论大歌舞的命名时，有人觉得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名字太长了，不太合适。于是有人提议用“东方红”作为替代。这个名字不仅简洁，而且寓意深刻。它不仅仅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尊敬，还包含了“共产党就像红太阳，照亮每一个角落”的意思。周恩来听了这个建议后，立刻表示赞同，觉得这个名字既简洁又贴切。

在那段紧张的排练期间，周恩来尽管日常事务繁忙，仍旧坚持每天抽空去现场指导演员们。他明确告诉剧组人员：“《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会亲自负责。如果遇到难题，随时可以直接联系我。”

周恩来在文艺创作上特别注重民主作风。他经常强调："我生活在社会中，对各类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文艺领域也不例外。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可以讨论改正；如果我说得不够全面，欢迎补充；如果我说得对，那就当作参考。"一位曾与总理接触过的年轻演员回忆道："在周总理面前，我感受到的尊重甚至超过了我们团长的程度！"这种平等交流的态度，让文艺工作者们倍感亲切，也体现了周恩来对艺术创作的包容与支持。

在"红军长征"这场戏的彩排结束后，周恩来特意把负责创作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开门见山地问道："我记得遵义会议原本是这场戏的重点，怎么现在处理得这么简略了？"他直接指出了问题所在，显然对剧情安排不太满意。

周恩来表示：“虽然确实存在挑战，但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否呈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专场来展现。如果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那就直接把会议现场搬到舞台上，通过旁白向观众详细解释。这样就能清楚地传达出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它不仅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还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制作团队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在描绘遵义会议的画面之前，特意安排了一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曲。这首歌充分反映了红军战士们对毛泽东的深切思念，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领导的心情。通过这种艺术表达，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红军战士们的内心世界和对领导人的期待。

周恩来看完后，觉得这种呈现方式挺不错，不过他也指出：“台上战士的人数有点少，应该多加点红军女战士和普通群众。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在开这个会，但毛主席的思想和他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实反映了群众的意愿，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简单来说，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来要求这场戏的。

关于如何描述红一、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直接叫红军就好，也有人觉得单提中央红军就够了。周恩来不认同这种观点，他强调：“张国焘确实有问题，但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官兵都是好样的，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强调，最终决定用三台不同的剧目来分别展现三大主力红军的特色。第一方面军的戏码定为"飞夺泸定桥"，第二方面军选择了"穿越彝区"，而第四方面军则以"穿越草地"作为主题。这样一来，每个军团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呈现，既突出了各自的特点，又完整地展现了红军长征的整体风貌。

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东方红》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最终敲定了35首革命歌曲和6场戏剧的框架，成为一部兼具革命精神、民族特色和群众基础的艺术杰作。不过，这部作品也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它对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要知道，南昌起义可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革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东方红》在展现革命历程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少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篇章，确实让人觉得有些美中不足。这也反映出当时在历史题材选择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者是有其他考虑因素。不过，瑕不掩瑜，《东方红》依然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之一。

南昌起义原本在剧本中有完整呈现，但周恩来作为这次起义的核心人物，坚持将其删减。他并不希望过多突出自己的领导角色。对此，有人曾劝他：“总理，虽然您亲自指挥了南昌起义，但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抹去这段历史啊！”

周恩来曾提到：“南昌起义的贡献，历史已经给出了评价。但那时候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起义后我们想着找港口，希望能得到外部支持。可敌人太强，这个目标没达成，起义也以失败告终。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就不一样了，它成功建立了根据地，所以我们更应该强调秋收起义的意义。”

尽管《东方红》在南昌起义的场景中缺席略显遗憾，但周恩来在处理此事时所展现的崇高品德和非凡气度，确实让人深感钦佩。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的大度，更彰显了他的人格魅力。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无疑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敬仰。

经过无数日夜的奋战，1964年10月2日这天，《东方红》终于顺利与观众见面了。毛主席、刘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都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当演出结束，大幕缓缓落下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部史诗级作品首演大获成功后，又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上演了十多场，场场爆满，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10月15日那天，周恩来和日本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松山树子一起看了《东方红》的演出。看完后，他还带他们到后台转了转。清水和松山对演出的很多细节都挺好奇，问了不少问题。没想到，周恩来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特别专业，就像个行家一样。清水听完后忍不住惊讶地问：“总理，您怎么对这些事情这么了解？”

那位中国演员满脸骄傲地回应道：“周总理就是我们的总指挥！”

听完这番话，清水和松山难掩内心的激动，对那位演员感慨道："你们真是幸运啊，全世界也就你们中国能有这样一位总理！"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由衷的赞叹和羡慕之情。两人被这位中国总理的事迹深深打动，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祝福。这种真挚的情感流露，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领导人的钦佩，更折射出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情谊。

《东方红》在舞台上演获得热烈反响后，周恩来总理萌生了将其搬上银幕的念头。他觉得，舞台表演的观众数量终究有限，如果能拍成电影，就能让全国乃至全世界更多人看到这部作品，发挥它的教育作用。通过电影这种更广泛的传播方式，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革命历史，感受其中的精神力量。这个想法不仅能让国内观众受益，还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文化成果，扩大影响力。

在一个寒冷的12月天，周恩来特意召集了一批电影界的顶尖人才和《东方红》导演团的核心成员，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电影《东方红》拍摄得更加出色。除了周恩来，还有彭真、周扬和江青这几位重量级人物也出席了会议，共同参与讨论。

没想到江青在会上直接表态："我对把《东方红》拍成电影这事儿，心里挺没底的。整部作品缺乏一条清晰的主线，艺术表现力也不够出彩，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现得不够充分，舞蹈部分更像是小孩子在玩捉迷藏。"

面对江青的反对意见，周总理态度坚决地回应："既然这件事落在我肩上，我就不会退缩。电影版《东方红》必须拍好，一定要超越舞台演出的水平，绝不能比它差。"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强调这部作品必须精益求精，在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周总理的这番话既表明了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也显示了他不畏压力的政治勇气。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进入拍摄阶段。经过紧张的摄制工作，1965年9月18日，影片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当天晚上，周恩来顾不上休息，连夜审看样片，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将整部影片从头到尾仔细看完。在周恩来的亲自把关下，这部凝聚着众多文艺工作者心血的影片，于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公映，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