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6日，地点位于桂林恭城县。那天下午，天空笼罩着细密的雨丝，阴云低垂，整个恭城县的山峰在灰蒙蒙的雨雾中若隐若现，仿佛被黄昏的暗影提前覆盖。雨中的大小山峰显得格外幽暗，笼罩着一层沉重的肃穆气息。
这个湿冷且迷雾弥漫的春日下午，村民们大多选择待在家中。距离桂林奇峰机场仅有45公里的恭城县，也被这层厚厚的雨雾笼罩着，安静得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仿佛沉睡于这连绵的细雨之中，周围一片肃静。
谁会想到，就在这一个平凡的春日午后，在人们沉浸于慵懒与困意的眼神里，忽然一声刺耳的“轰隆”巨响划破了静谧，犹如一把利剑刺破了阴沉的天空，瞬间打破了整个午后的宁静。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瞬间将人们从慵懒的春困中猛然拉回现实。
展开剩余90%尽管屋外依旧细雨绵绵，大家顾不得雨水纷纷走出屋外，望向远处被浓雾遮蔽的群山，希望找到声响的来源。然而，厚重的雨雾使视线变得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感受到那空中回荡的巨大轰鸣提醒着每个人：这里发生了异常，心头的不安和预感如阴云般紧紧笼罩。
几天之后，当地人终于得知，那个下午传来的巨响竟是3303次航班B-266号飞机在距离桂林奇峰机场45公里外的恭城县上空坠毁的声音。机上10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惨剧令人心碎。
这架飞机隶属于空军第34师第100团，机长是五十多岁的副团长陈怀耀，副机长则是年仅32岁的飞行员陈再文。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日恭城县上空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飞机下降到1400米高度时，机长突然发现眼前竟是一座海拔接近1500米的山峰。
机组人员，包括副机长陈再文，都目睹了这极其危险的局面，急忙尝试拉升飞机避免撞击。可就在此时，山谷中突发强烈的风切变，使飞机无法完成必要的爬升动作。最终，飞机失控撞向高耸的山峰，瞬间燃起熊熊烈焰，整架飞机被摧毁成碎片。
这场空难异常惨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遇难者中副机长陈再文的身份——他是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儿子。当这噩耗传到陈锡联将军耳中，中央领导特派工作人员前往其家中慰问，并希望老将军能做好家中亲人的思想疏导。
此时，年近七十的陈锡联强忍着失去爱子的沉痛，平静地对工作人员说：“我这辈子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时期也同样难免。你们告诉中央领导，家里其他人的事由我来承担，让大家放心。”他的语气中虽有沉稳，却掩盖不了深深的哀伤。
看着这位老将军坚定的眼神，众人无不心生敬佩，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这双布满老茧、饱经风霜的手掌，给予人坚强的力量和温暖。然而在坚强的表象下，陈锡联那布满皱纹的眼角依然湿润，轻轻叹息声一次次流露出他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说。
陈锡联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年轻时第一任妻子早逝，儿子又夭折。如今，风烛残年的他，再度承受失子之痛。亲人的一再离去，怎能不令人心碎？
1915年，陈锡联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与他相依为命。年幼的他经常帮家里干柴草、种地、给地主放牛，做尽了辛苦活儿。
十四岁那年，听闻游击队经过家乡，怀着一颗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决心，年幼的陈锡联毅然报名参军。游击队因他年龄太小而拒绝，但他的执着打动了战士们，他一路跟随游击队，最终被接受。
不久后，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的一名光荣的小红军战士。虽然年纪小，大家最初都怀疑他的能力，但他刻苦训练，聪明勇敢，几次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因为表现出色，陈锡联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1931年，年仅16岁的他被提升为连队政治指导员。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1937年10月，率领129师在山西代县掩护群众，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
10月19日夜，陈锡联带领129师769团战士，仅用不到一小时，消灭了100多名日军，炸毁24架军用飞机。这场战役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成为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新闻。蒋介石特颁嘉奖令，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此后，陈锡联从八路军团长一路升任副旅长、旅长，最终成为军分区司令员。在夜袭旧关镇、平汉路破袭战等战斗中，他屡立战功，被誉为当代赵子龙。
在战争岁月中，他也收获了爱情。1942年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认识了毕业生黎芝慧，二人相知相恋，1942年12月结婚。三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然而幸福短暂，1948年秋天，黎芝慧因病去世，留下三岁的孩子和孤独的陈锡联。尽管生活艰辛，他依然努力安排好生活和工作。每当听到孩子喊出第一声“爸爸”，他便感动落泪，想到早逝的妻子，心头泛起阵阵叹息。
次年，他被调往上海工作，结识了王璇梅——陈赓妻子的妹妹。陈赓一向视王璇梅如亲妹妹，曾嘱托她专心学习。毕业后已27岁的王璇梅来到上海，陈赓觉得该为她介绍一位合适对象，于是促成了她与陈锡联的见面。
初次见面，王璇梅对有能力、忠厚且有英雄气概的陈锡联颇为满意，但陈锡联性格腼腆，行动迟缓。陈赓催促他主动，随后两人开始约会，很快情感深厚，结为夫妻。
婚后，王璇梅将黎芝慧的孩子视若己出。然而，这个乳名“黑娃子”的孩子不幸早逝，陈锡联再次经历丧子之痛。幸好有王璇梅的陪伴和安慰，他慢慢走出阴霾。
1950年，他们的第一个亲生孩子出生，取名陈再强，寓意希望孩子坚强成长，代替早逝的哥哥。1951年，第二个孩子陈再文出生，他与父亲陈锡联无论外貌还是性格都极为相似。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上，毛主席首次见到陈再文，笑言：“这父子俩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不仅重拾家庭幸福，还想着接在乡下的母亲到城里享受儿孙绕膝的晚年。
回忆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时回家探望母亲的情景，他看到母亲满头白发站在破旧木门前，泪水夺眶而出，跪倒在母亲面前。母亲阻止他下跪，说：“一个司令员，怎能在众人面前给老太婆下跪？”那一刻，母子俩泪流满面。
尽管誓言解放后接母亲到城里，但母亲因习惯了农村生活，最终拒绝随他离开。陈锡联此时已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工作繁忙，数年未能回乡探望母亲，幸好母亲身体尚健。
他的四个孩子各有成就：大儿子陈再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逐步晋升为沈阳军区后勤部40分部部长；二儿子陈再文成为光荣的空军飞行员；三儿子陈再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任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局长；女儿陈再红则成为人民教师。
孩子们均表现优异，陈锡联心中满是感激与幸福。可是1982年4月26日，这一天成为他永生难忘的痛苦记忆。二儿子陈再文那声巨响，带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慰藉。
在无人的深夜里，陈锡联常常梦回那一刻，浑浊苍老的双眼茫然无神，难以接受儿子的离去。然而，他深知新中国建设充满辉煌与泪水，牺牲难以避免，唯有从中吸取教训，期望悲剧不再重演。他默默流泪，选择坚强面对。
1985年，陈锡联在福建前线执行任务时，收到家乡姐姐的信，告知母亲病重。他因公无法立刻回家，只得等任务完成后匆匆赶回。抵达时，只见母亲冰冷的墓碑，耳边传来秋风中枯树断草的悲鸣。
跪倒在母亲墓前，泪水如雨下，哭声哽咽。他这辈子，青年时期丧妻失子，晚年再遭丧子之痛，继而母亲离世，悲痛如山。正如他说的，他见惯了生离死别，坚强只是表象，痛苦藏于心底。
有人劝他写自传，他淡然回应：“红军时期和我一起打天下的两千多人，现在只剩十几人，我算什么？”但年岁渐长，思念更深，他泪眼婆娑，用笔记录那些往昔的深情与回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铁马金戈的战场岁月。
那时的他英姿勃发，智勇双全；然而一生的离别和痛苦早已镌刻心头。如今亲友渐远，年事已高，他仍有无尽话语，却不知该与谁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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